埃及政变
7月3日的埃及政变，令一向将埃及“尼罗河革命”视作“阿拉伯之春”楷模、将“阿拉伯之春”视作阿拉伯世界追求民主化和“普世价值”发展方向的欧美各国、尤其美国感到左右为难。
去年6月30日，在漫长的17个月过渡期之后，历史性的埃及后穆巴拉克时代第一次总统直选，让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成为总统，当时美国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AnnePatterson)曾在演讲中动情欢呼“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唯一通过选举实现民主的国家”，1年过去，人们看到的却是选举上台的兄弟会政府面对政治僵局和经济危机无能为力，国家功能陷入瘫痪，政治和体制脆弱不堪且形势不断恶化，一年来穆尔西政府和兄弟会不断通过形式上完全“民主”的程序——立法、投票和公决，让兄弟会的权力愈益集中，让总统的职权越来越不受制约，在政变前夕，埃及总共27个省中，兄弟会背景的省长已达11人(其中7人是6月份突击任命的)，穆尔西还试图染指法院和检察院的人事任命。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官方从对穆尔西政府的支持、回护，演变为表面上的“两不相帮”和实际上对政变的默许。政变发生后，美国、欧盟官方均作出谨慎表态，敦促军方尽快还政于民，并尽快举行大选，恢复民主政治。一些分析家也期待，选举前的“过渡期”可尽可能短些，而选举的结果，可以让“真正代表世俗的民主政治势力在埃及执政”。
种种迹象表明，此次军方发动政变的主要目的，并非在埃及恢复军政府，而是通过在关键时刻出手干预，避免埃及政局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维护自身在埃及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特权。政变成功后，代理总统几小时后就宣誓就职，担任代理总统的人选，并非人们所熟知的政治或宗教界代表人物，而是两天前才匆匆就任最高宪法法院首席法官的、67岁且名不见经传的阿兹利。曼苏尔(AdlyMansour)，任命一个派系色彩淡薄的中性人物，目的显然只能是安抚人心，确保平稳过渡。不仅如此，埃及历史上军人干政后倘打算建立军人统治，必然会成立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如果认为形势严峻，还会成立国防委员会(NDC)，宣布紧急状态，这些在此次政变过程中，至今均未出现。
这一切都似乎证实，军方不会直接走到政治前台实行军事统治，过渡期不论长短，最终都会导致普选，出现新的民选文人政府。
然而实现民选易，实现民主却难。
刚刚被推翻的穆尔西政府恰是第一次过渡期后，通过一人一票的普选，以51.73%的选票当选总统的，但他上台后却利用民调支持率一度高达80%的有利形势，用民主的外壳和形式，不断强化自己和兄弟会的专权；就在下台前、甚至下台后尚未失去自由的短暂时间内，他还以“我是民选总统”的理由，为自己的恋栈作理直气壮的辩护。
法国《世界报》文章希望，未来的民选，会产生以巴拉迪等“真诚热爱民主”的世俗民主派为主的、新的民主政府。然而正如更多观察家所指出的，巴拉迪等埃及世俗民主派领袖，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领袖魅力，巴拉迪的“救亡阵线”(NSF)，是自由派、世俗派和左翼反对派，这其中有支持民主的、对民主不置可否的，也有支持工团主义、民粹主义却反对民主的，这样的组织能否形成选举合力令人怀疑，而巴拉迪等民主派更是后穆巴拉克时代历次选举的常败将军，如此惨淡的选举成绩，曾让他们在第一个过渡期里成为抵制立法选举的急先锋，甚至要求当时执政的军方直接将权力交给由他们组成的“过渡政府”，闹出“民主派害怕民主”的笑话。如今埃及政局虽变，世俗民主派的孱弱和投机惯性却并未改变，谁也不能保证，下一次民选他们就能成为幸运儿，更没人能保证，一旦他们再输掉民选，不会如此前一贯表现的那样，迅速走回接头，成为乞灵于街头政治、而非民主选票政治的“永恒反对派”。
此次政变前夕最醒目的政坛变局，是较兄弟会宗教色彩更浓更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政党——萨拉菲光明党(AlNur)，在选举前夕站到支持军方的一边。和兄弟会主要依赖卡塔尔支持不同，光明党的海外支持者是沙特，，政变发生后，沙特政府是第一个向军方表示支持、向政变成功表示祝贺的国家，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称，埃及军方将埃及带出了一条“深不可测的隧道”。光明党在后穆巴拉克时代历次选举中成绩不俗，仅次于兄弟会，群众基础稍逊于兄弟会但远胜四分五裂的世俗反对派(尤其自由派)，又无需为兄弟会执政期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糟糕表现负责，“一人一票”的民选，他们很可能成为笑到最后的党派。很难想象，这个顽固主张教法治国、政要曾多次公然表示对非逊尼派穆斯林歧视态度的党派，在民选获胜后会实行民主。
事实上有一点兄弟会并未说错，即解放广场上反穆尔西的示威者、“救亡阵线”，和关键时刻发动政变的军方，的确采用了“非民选”、更“非民主”的手段，将未必民主、但绝对民选的兄弟会政府打入另册，而一旦新的过渡期结束，又一个“不民主的民选政府”上台，而“一人一票”又对他们无可奈何，届时“民主捍卫者”们是否又会该上街的上街，该拿枪的拿枪，重演“摧毁民选以拯救民主”的滑稽一幕？
一些观察家试图以“埃及情况特殊”、“埃及民主发展不健全不足为训”为由，在“阿拉伯之春”中寻找“民主因素”。但这种努力并无多大意义：的确，也门、突尼斯和利比亚并未发生“二次革命”，但也门掌权的仍是等额选举产生的总统，突尼斯当选的是实际几乎未参加“茉莉花革命”的原教旨政党，至于利比亚，那里到底是“一人一票”，还是“一枪一票”？
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即在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民主的意识尚流于形式和表面，原教旨和宗教保守主义依旧是社会和民意的主流，在这种背景下，民选政治不必然导致民主政治，被某些人苦苦寻找、耐心甄别和勉力支持的“民主反对派”即便存在，也往往因在这种畸形民选政治氛围里无法出头，而被迫如巴拉迪那样，一次又一次走向广场，甚至拥抱武力，憧憬着在非常态的政治变局中，自己会阴差阳错地在非民选态势下被指定为过渡政府的掌门人，却对下一次民选不抱希望。
